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11个省市，贯穿了东、中、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土地等低成本要素，产业“集聚效应”有效地推动了区域经济高速增长，凭借资源禀赋、产业高度集聚成为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是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长江经济带是我国化工产业的聚集地，以前形成的“化工围江”给长江流域造成了严重水污染。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推进产生的生态环境污染日益严重，2019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率已达到60%以上。产业结构重型化、布局不合理、污染治理投资不足、绿色技术设备不足等可能制约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进程。
绿色发展通过技术革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方式转变等途径，全面转变发展方式、动力机制、资源要素配置等促进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协调发展。近年，从经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过程中，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与绿色政策支持度逐年上升。《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环规财〔2017〕88号），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理念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政府实施了严格的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中央政府加强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顶层制度设计，中央预算内农业绿色发展专项设立了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各级政府加大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所需的资金、科技、资源投入，根据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绿色经济发展基础的差异，通过系统性政策促进上下游地区辐射联动发展。当前，不同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差异扩大，下游的上海和浙江省等在经济发展、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资源、政策支持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中游地区湖北、湖南和江西等经济增长迅速，开发强度低，产业结构均衡，具有较高绿色发展水平；上游地区云南、贵州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矿产资源丰富，长期垦植及挖掘使得部分地区土地石漠化严重，四川、重庆等地区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绿色发展水平提升迅速。
协调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各省市政府协同推进重点任务，农业、水利、生态环境等多部门配合，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的系统性和统筹性。沿江省市签订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环境保护合作协议》《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统筹协调备忘录》等许多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方案。生态补偿主要由政府主导运用财政手段调节生态产品和自然资源的供应者与享益者之间的利益关系。长江流域按照“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受偿”的原则，加快建立补偿机制。2016年，相关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建立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指导意见》（财建[2016]928号），明确了建立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基本原则。2021年，《支持长江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方案》（财资环[2021]25号），对深入推进长江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作出全面部署。地方各级政府不断探索流域生态保护补偿的实现形式，创新区域间生态保护的合作方式，加快推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2023年长江干流鄂湘段、赤水河、引滦入津七省（市）已签订跨省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云南省出台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意见》《云南省建立健全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意见（试行）》《云南省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修复补偿奖励政策实施方案（试行）》《赤水河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实施方案》等指导性文件和实施方案，全省长江流域涉及的7个州市49个县（市、区）全部签订补偿协议。云南洒渔河流域设立生态补偿基金，基金总规模约1.03亿元。四川省制定了《四川省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奖励政策实施方案》，省财政统筹安排中央与省级资金，对市州流域生态补偿实践给予引导支持。
金融支持对于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的保障支撑作用。金融立足于服务实体经济，《关于进一步做好金融支持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构建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生态修复保护等重大领域支持力度，比如城镇生活污水垃圾收集处理系统建设、“锰三角”污染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化工腾退地块治理、土壤污染源头防控、移动源污染治理、新污染物治理、尾矿库污染治理、大气污染物治理、噪声污染治理、应对气候变化、耕地土壤污染治理、重要湖库水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小水电绿色改造与现代化提升等长江大保护重点工作和工程的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为沿江省市城镇污水管网建设改造项目、乡村生活污水治理提供信贷支持。引入国际金融组织资金、国家绿色发展基金等，共同支持沿江省市污染治理、生态修复、绿色交通、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2020年长江上游云南洒渔河流域生态补偿示范项目获得亚洲开发银行1亿美元，期限25年，含6年宽限期。2023年湖北长江保护与生态修复项目获得国际复兴开发银行2亿美元，为浮动利差，期限25年（含5年宽限期）。充分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绿色低碳发展，支持绿色低碳企业通过发行上市、再融资、并购重组、新三板挂牌等方式融资发展，支持绿色债券发行，支持基础设施项目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
长江经济带呈现了若干绿色发展模式，促进形成绿色经济产业群。下游绿色发展依赖于环境法律法规严格、工业生产清洁水平高、能源利用效率高、污染治理水平高、节能减排投入力度大等因素，上游绿色发展更依赖较高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一是引导和支持传统产业进行绿色化改造和升级。“搬改关转”的化工企业，开展尾矿库治理关闭部分尾矿库。二是加强沿江产业园区和口岸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系统整治区域多条黑臭水体，流域水污染治理取得阶段性进展。2022年长江经济带投入2499亿元加强城镇环境基础设施（排水+园林绿化+市容环境卫生）建设，约占全国建设投资总额的51.99%；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为453184吨/天，占全国40.8%；日均污水处理能力为9211万立方米/天，占全国42.6%。生态环境修复取得积极成效，退耕还湿，实施水土流失治理，植树造林，提高森林覆盖率和长江经济带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水产养殖业执行搬出和转出禁养区的相关规划，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提高，农用化肥使用量逐年降低。工业废气治理稳步推进，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烟尘粉尘等污染物排放量下降。三是结合当地区位优势、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等因素，深挖延伸要素，融合绿色资源优势发展生态经济，扶持绿色特色农业、绿色能源、生态旅游、生态康养、绿色环保等产业壮大。挖掘生态产业链相关新质生产力，探索林业碳汇、良种繁育、光伏发电、江岸线港口观光游等，利用自然资源进行生态资源产品化开发，释放绿色转型新优势新动能。
各级政府主导了长江经济带的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企业和社会开展生态环境整治的主观能动性有待提高，尚未形成完善的多元化治理体系。长江大保护流域联动法治体系存在壁垒，地方政府以自身利益为导向，长江经济带各省份节能减排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点，并有持续下降的趋势，需要整体推进、系统修复、源头治理，避免污染产业企业向中上游转移，跨域违法倾倒固危废，行政区域交界处污染严重等突出问题，并协同抗洪防旱、水土保持、河道治理等综合性工作。完善自然资源管理职能，重组水利、林业、农业、国土、交通、住建等方面技术准则，明确自然资源产权，权责到位，解决自然资源低效开发利用、所有者权属划分模糊、资源环境部门职能交叉等复杂问题。划清政府管制与市场之间的界限，减少政府对自然资源的直接配置。针对工业污染控制方面，需要通过财政补给、税收优惠等激励型措施，促使企业自主研发并应用控制污染物排放，减少污染源的新工艺新设备，在实现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承担生态环境治理责任。此外，生态产品蕴含的内在价值转化为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所需周期长、回报率低、风险高，回报周期长，应在政策、经济和市场法规等方面进行引导，通过建立长效机制推动生态产品实现价值转化，否则形成生态产业化和规模化持续发展的难度较大。随着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承载力提升的双重拉动，资源与能源的使用量持续减少，长江经济带将更快突破资源环境对于经济发展的瓶颈约束，逐渐显现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巨大潜力。
